光绪帝师-翁同龢[1p]

翁同龢（一八三○——一九○四年），字叔平、瓶生，号声甫，晚号松禅、瓶庵居士，江苏常熟人。大学士翁心存之子。咸丰六年（一八五六年）一甲一名进士，历任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是当时著名的清流领袖。光绪戊戌政变，罢官归里。卒后追谥文恭。翁同龢为光绪师傅，“得遇事进言”，光绪“每事必问同龢，眷倚尤重”。

　　清道光十年（1830）四月二十七日，翁同龢出生于北京城内石驸马街罗圈胡同。翁家世居苏州府常熟县（今属江苏).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字二铭，号邃重，道光进士。曾任礼部、户部、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体仁阁大学士，充任上书房总师傅，授读恭亲王、谆郡王、惠郡王、锺郡王。晚年曾任同治皇帝师傅，是道光、咸丰两朝的重臣。翁同龢的母亲许氏，出身于一个官僚家庭，自幼通《诗》、《易》，晓五经，尤好读史书。许氏婚后，由于翁心存长期在京为官，不常回家，全部家务就由她一人操办。翁同龢有兄姊四人。长兄同书，字祖庚，号药房，道光进士，官至安徽巡抚。次兄同爵，曾任陕西、湖北巡抚，署理湖广总督。两位兄长学问上都有一定功底，翁同龢深受影响。两位姐姐也都聪明过人，大姊寿珠尤其聪明，诗书过目成诵不忘。翁同龢是兄姊中最小的一个，备受兄妹疼爱。翁同龢四岁以前，父亲曾先后出任四川、江西等省学政，全家跟随，生活不太安定。其间，母亲和大姊教他阅读了《三字经》、《千家诗》，背诵了几十首唐诗宋词及近人吴梅村的诗，开始了启蒙教育。六岁那年，父亲回京任职，翁同龢遂入私塾就读。在私塾的前两年，他的功课早晚由大姊辅导，他的《四书》、《五经》和《毛诗》都是大姊亲自教授的。

　　翁同龢八岁时，父亲辞官回乡，供养老母，他也随之回到了家乡。在故乡，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乡居10多年，翁同龢利用其家有大量藏书的优越条件，牢记魏人董遇的"为学当以三余"（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晴之余）的名言，终日埋头读书。清明时节，春暖花开，不少人家子弟披红戴绿、踏青外游，可他除随父兄扫墓外，曾不出书房一步。夏日，气温上升，挥汗如雨，他仍手不释卷；蚊虫四集，他便在案下置一空瓮，将两脚放进去，读书不止。严冬，则手持铜炉，吟诵不辍。他先后阅读和浏览了先秦诸子、唐宋八大家等人的著作不下百余种，从而打下了坚实的学问基础。翁同龢九岁那年，参加童子试，一举考进了由其父担任主讲的县游文书院。在这里，他常与同学聚集在一起切磋学问。翁同龢好谈历代典章制度，尤好谈《周礼》，认为周公、孔子所讲的道理在当今也可以行得通，士大夫立志当以周公、孔子为榜样。他的议论，常常遭到同学的非议，翁同龢坚持己见，常与他们争得面红耳赤。

　　在游文书院读书期间，翁同龢还同常熟、昭文（雍正二年即公元1724年分常熟县置，1912年并入常熟）两地的书法家交往，与他们结交为友。研摩碑帖，从而为他后来书法自成一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由于他天资聪颖，学习勤奋刻苦，再加上家庭的影响，翁同龢在乡里渐渐有了名气，正如他自己所言："少壮才名第一流。"

　　乡居期间，在父兄指导下，翁同龢开始习作八股文，准备走读书做官的道路。正当他在仕途的道路上举步之时，道光二十年（1840）五月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道光二十一年（1841）六月，英国侵略军从广东沿海北上，进犯长江门户吴淞口要塞，江南震惊，百姓纷纷举家迁避。翁同龢一家避居苏州（今属江苏）。在苏州，翁同龢游览了宋代大政治家范仲淹的旧居"端园"和祠庙白云寺，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铭刻在心。三个月后，全家回到常熟，过了不到一年的平静生活。道光二十二年（1842）五月，英国侵略军侵入长江，沿江守军溃散，百姓四散逃命。翁同龢全家再次逃难，避居常熟南乡钓渚渡卫家滨。钓渚渡离明末抗清英雄瞿式相故居不远，距顾炎武当年隐居的唐市语廉泾也只有数里之遥。在钓渚渡，父亲又一次给他讲述了瞿式相和顾炎武英勇抗清的故事，使他的爱国思想进一步萌发。

　　翁同龢之兄翁同书因在太平天国战争中“颂贼”等事，遭到曾国藩、李鸿章弹劾，翁同龢由此终身与李鸿章为仇，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主张的变科举、重西法、练海军、开铁道诸事，处处遭到主持户部的翁同龢掣肘，“故李公困疆畿二十年，疑谤纷纷，终不获行其志”，

　　在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李鸿章和后来的蒋介石一样，主张寻求国际调停，尽力避战。而翁同龢则极力主战。七月十四日李鸿章电请从朝鲜撤兵，清廷不准。翁同龢力主添兵，“调东三省及旅顺兵速赴朝鲜。”

　　八月一日，中日两国同时宣战。十七日，翁同龢在军机处阅李鸿章“电谓俄人有兴兵逐倭之意”后，“力言俄不能拒，亦不可联，总以我兵能胜倭为主，勿盼外援而疏本务。”九月十六日，平壤失守。次日翁同龢抨击：“合肥（李鸿章）事事落后，不得谓非贻误”，促使光绪帝颁谕“著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十七日黄海海战爆发，北洋舰队损失惨重。翁同龢感到“鸭绿江一线可危，即渤海亦可危。”二十一日，建议“宜调东三省兵，而急设大粮台，派大员经理，又于鸭绿江岸筑土炮台等数事。”十月十四日，翁同龢得知英使欧格讷提出由列强联合行动促成中日和议，但日本须索兵费的主张后，极为愤慨，当着慈禧太后的面“指陈欧使可恶”，力主继续战斗。二十四日日军第二军在花园口登陆，次日第一军强渡鸭绿江，连陷九连城、安东（今丹东）、凤凰城等地。三十一日，翁同龢拜见光绪帝时即“力陈京师阽危情形，请勿再迟一刻。”十一月三日，翁同龢被补授军机大臣。

　　八日，翁同龢知金州已失，旅顺告急，即请派唐仁廉赴旅顺增援，允之。二十二日旅顺失陷，翁同龢“愤虑填膺”。当清廷派使赴日议和时，翁同龢等仍主张征集湘军，用刘坤一为统帅，以挽危局。清廷采其议，命刘为钦差大臣，节制关内外各军。

　　光绪二十一年初，日军加紧进犯，一月十日盖平失陷。十四日，翁同龢对议和发表意见：“臣于和议向不敢阿附，惟兹事亦不可中止，使臣已遣而逗留，恐彼得藉口，且我之议和，正欲得其贪吻之所出，先作准备耳。幸少留意。”为鼓励官兵奋勇作战，翁同龢提出“悬破格之赏，不次之迁，以作将士之气”的建议。荣成与威海南帮炮台失陷后，翁同龢和感到“大局糜烂矣，焦灼愤懑，如入汤火。”二月二日威海卫城与北帮炮台尽失，翁同龢发出“愤极愧极！寇深矣，若之何”的叹息。此时，他又得知清政府派赴日本谈判代表，竟被日本政府无理驱往长崎的消息，又发出“近于辱矣”的慨叹。十三日，清廷改派李鸿章为赴日议和全权大臣。二十二日，光绪接见李鸿章时，军机大臣中，孙毓汶认为“必欲以割地为了局”，翁同龢则力“持不可”。三月二日，李鸿章又谈及割地事，翁同龢坚决反对，申明“台湾万无议及之理”。

　　四月三日，翁同龢悉李鸿章来电中的和约十条，愈感“胸中磊块，未易平矣”。次日，翁得知光绪帝希望议和速成，再“力陈台不可失”，指出，如割台“恐从此失天下人心”。《马关条约》签订后，翁同龢又“极言批准之不可速”。十九日，翁同龢收到丘逢甲等自台湾来电，“字字血泪”，翁痛感内疚，发出有“无面目立于人世”之感。再次“力陈批准宜缓”，以求救急之法。此时上奏者甚多，其中“大率谓和约当毁”，翁同龢虽不赞成，仍认为“公论不可诬，人心不可失”。五月二日光绪帝批准《马关条约》。八日，中日代表在烟台换约。清廷决定限期割台。十七日，翁同龢“见台民公电，为之流涕”。

　　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翁同龢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力主变法图存。六月十六日光绪下谕将翁开缺回籍。戊戌政变后，十二月四日，又奉朱谕，将翁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三十年（一九○四年）卒于家。宣统元年诏复原官，追谥“文恭”。

　　翁同龢自1856年会试一举成名起，直至1898年回籍，42年都在京师任要职，历任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户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是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并两次入值军机大臣，直接参与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的决策（清代114名状元中，汉族大臣得入军机者，仅有3人）。他是清廷官僚重臣中少有的清廉者，为官42载，官至相国，罢官回乡后，要靠门生故旧接济。但他算不上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曾经与他结拜为兄弟的荣禄在甲午战争期间写给陕西巡抚鹿传麟的便条中，曾评价翁同和说“常熟（代指翁同和，因为翁是江苏常熟人）奸狡性成，真有令人不可思议者。合肥（李鸿章）甘为小人，而常熟则仍作伪君子。”翁同和世交潘祖荫曾经评价翁同和说“叔平虽为君之座师，其人专以巧妙用事”。这些评价未必客观准确，但绝非无中生有。翁同和不够胸襟坦荡、果敢有为，使身居高位的他政治才能大打折扣。在甲午战争中，他一力主战，并非是知己知彼，有必胜的把握，而是当时所有抱着天朝上国理念的知识分子们本能的反应，对日本向来更是以“蕞尔小国”视之，根本不放在眼里。特别是当他的对头李鸿章又极力主和的时候，他的主战就会更加坚定。翁同和号称“南清流”领袖，所依靠结交的罕有地方封疆大吏，多是词垣台谏、翰林“清流”，这些人发起议论来头头是道，慷慨激昂，但都是些无实力无权柄的京官书生，说大话、说空话振振有词，办起实事来却一筹莫展。因此作为“帝党”的领袖，他率领的力量看似羽翼众多，其实势单力薄；以光绪为首的所谓的“帝党”，实际不过是个十分脆弱、松散的政治集团，一遇重大风浪，便被历史巨流卷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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